就像许许多多对中国充满好奇、并且沉迷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外国人一样，如果让我在自己的祖国以外，选择另一个国家来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德国。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家，这是一个神奇的民族，虽然战争与战争之后的痛苦反思，成为这个国家与世界连结的最确切的纽带，或最显著的符号，但是，在被深重的罪恶感层层包裹的躯体下面，的确存在着一些吸引人们走近的民族密码。世界杯给了我一个开放而稳定的机会，当然，我们并非为了破解密码而去，而仅仅是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试图浅尝辄止。

　　德国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来理解德国人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甚至距离最远的文化。如果不怕被人指为崇洋媚外的话，我想说德国人最严谨，而中国人大凡最不严谨。德国人对任何事物的判断几乎都建立在一种绝对化的标准、甚至数字之上，一个以电器、汽车等制造业闻名的国家，也许就是用计量工具和方程式来主导自己的全部生活，哪怕是咸猪手这样的标志性食品，也只需要在固定的容器中量出油盐酱醋的配放比例，大师傅与小学徒似乎没什么区别。中国人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笃信模糊概念的民族，更擅长于把准确地刻度转化为只可意会的主观感受，单就烹调一道，也绝不屑于刻板称量，而更醉心于“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数字化的标准同样导致了德国人的认死理，即一是一，二是二。我们的德国朋友弗里克曾一度让我们很不习惯，一分钟之前，他认为可以做的事情会满面笑容地答应，可一分钟之后，他认为不可行的事情一定会强硬拒绝。这让习惯于称兄道弟、人情练达的中国人很难接受，一个拒绝起来毫无顾虑的民族，与一个绝不当面拒绝别人、哪怕打着哈哈答应下来转而巧妙回避的民族之间，是很难建立起一种通融的共识的。

　　我一直认为，德国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民族。他们可以严谨到毫无商量，同样可以疯狂到极致，否则整个国家不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一场无耻的侵略战争当中、却狂热地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项阳光下最伟大的改造世界的工程；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坚信自己来自最优越的民族，可以创造一切奇迹，历史上日耳曼民族本来就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母民族”，由这个民族衍生出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遍布整个大陆，但现实的挫败感又使他们的征服欲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德国人永远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非此即彼、非左即右，而几千年经受中庸之道浸淫的中国人，却永远都在追求一种不偏不倚、四平八稳的中间路线，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态度，也许就是彼此最有价值的参照。

　　几天前，在纽伦堡与我们的合作伙伴《踢球者》杂志洽谈世界杯后更具体的合作项目，双方谈得很细致也很愉快，我理解这将成为下一步合作最良好的基础。有意思的是，他们一位董事会副主席，从一坐下来就拿出一份意向书，希望我在上面签字，我并不经意地表示我们回去会拿出一份更详细的、包含具体条款的合同来进行沟通，但这位副主席先生却在此后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始终友好而执着地表达着要立字为证的意思。最后告别时，他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签约仪式，腾出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两面国旗，然后邀我并排端坐，把笔塞在我的手里，示意我摆个“Pose”，在上面写下我的名字。可待我一落笔，他马上把那份意向书收了起来，满面笑容、如释重负：“这就表示你们来过了，我们的合作开始了。”

　　敢情，他要的就是这个。以后明白了，千万别像咱们一样，在酒桌上随便对一个德国人拍胸口许诺，没准这德国人立马就会掏出一张纸来，让你往上面摁手印。

　　如果你想了解德国人，或德国人在战争过后最深重的原罪意识，那么，可以像我一样，去一口气读完那本《朗读者》。德国人本哈德·施林克在这本小说里，刻骨地描写了这个民族多少年来无法解脱的思想包袱，和最艰难的赎罪。我完全不惜篇幅地去介绍这本书，绝不是在进行一项小说推介的工作，而是对于曾经了解或正在希望这个国家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更直接的机会了。

　　15岁的学生米夏爱上了比他大整整20岁的、隐瞒了双重秘密的有轨电车售票员汉娜，对性、对那种不可复制的气味、对那种神秘的方式的深深迷恋，改变了米夏的一生，但是他一直无法解释在他们交往的日子里太多离奇的事情，比如每次汉娜都会要求他朗读一段小说后才允许他淋浴上床，比如他留下的一张小纸条都会让汉娜勃然大怒。后来，汉娜神秘失踪，后来米夏长大成人并成为反叛的大学生，代表他那一代人控诉纳粹一代的罪责。再后来，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汉娜，她成了集中营审判中的被告，作为当时奥斯威辛的一家外围死亡营的女看守，汉娜被指控在集中营那座教堂遭到大轰炸时，没有为犯人打开铁门，而导致锁在教堂里的妇女全部被烧死。最后，米夏终于明白了汉娜这一生都在坚守的秘密，她根本是一个既不会读也不写的文盲，所以她总让别人给她朗读，所以她当年离开西门子公司而报名去集中营当看守，所以她战后做了一名有轨电车售票员而拒绝被培养成一名司机，甚至，她宁愿在法庭上一口承认是她当年写了那份杀害犯人的报告，而拒绝邀请专家来鉴定笔迹。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100个人看了会有100种想法的故事，但是，的的确确，这就是德国人。汉娜用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生忏悔”，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痛苦，同时，又用自己哪怕被处以极刑也绝不愿暴露的不识字的秘密，表现了属于德国绝大多数人的偏执。米夏不是一个配角，对汉娜的刻骨迷恋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但他在法庭上保持了沉默，甚至在终于获知秘密后也没有为让汉娜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没人指出他这么做到底对还是不对，也没人指出承认无法修正的一生大谎算不算尊重别人对命运的自主权。事实上，连德国人自己都无法回答，汉娜的坚守究竟有没有价值？米夏的沉默究竟是在报复还是在尊重？但这就是德国人，这个民族注定伴随着太多的罪恶与太多的困惑。

　　思考无助于获得答案，就只剩下时间来改变这个国家。我们的一些德国同行，并不排斥我们这些外来者对他们本民族的探究欲望，在他们的陈述中我们知道，现在的德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被战争影响的一代，一个是远离战争影响的一代。前一代人为了消除战争带来的耻辱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和思考，他们向全世界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然后把艰难的赎罪背负在自己的肩上。这甚至造成了整个德国在教育上的两种分歧，有的人让后人牢记战争，有的人刻意回避这个字眼，但不管怎么说，后一代人更愿意远离政治而从经济和竞技上来打量这个国家。时间有如滴水穿石，让战争刻划的印迹由清晰可见变得日渐模糊。就像施林克在这部小说问世后所说的那样：“如今，罪责感一代代在变轻，今天的年轻一代所思考的是，第三帝国当时给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吉普赛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同性恋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和伤害，应该如何以尊重和得体的态度面对受难者的后代等等。但如今的年轻人不再背负罪责感，也许是对的。”

　　德国人对于他们的足球的思考结果，却有别于任何一个国家。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德国人可能比我们更喜欢上纲上线，一些德国媒体在探讨他们的联赛或国家队时，开始怀疑，是否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他们成绩的下滑。有的人认为，在贝肯鲍尔乃至鲁梅尼格的时代，虽然深受战争影响，但保持了德国人在战后重建国家时表现出来的坚忍精神，绝不轻言失败，但现在的年轻人，却已经很难再现绝地反击的经典。即便是他们希望树立起来的精神偶像巴拉克，也像所有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尊重个体而绝不愿承担集体的责任。巴拉克迁往切尔西，是对德国人执着的一种反叛，他的前辈贝肯鲍尔和鲁梅尼格都注定对一个集体表达忠诚而终老一生，但他们却无法判断巴拉克归属于阿布的金元大棒下，究竟是这个时代的需要，还是唯利是图的罪恶？

　　这样的问号就是我们的德国同行抛给我们的，但是，在巴拉克转会的问题上，全德国的媒体都拒绝进行一次道义上的讨论，我们当然无法回答。

　　科隆，恶意的鼓吹与沉重的原罪

　　现在，我变得像德国人一样执着，虽然我很清楚，战争给德国人留下了什么印记？或者说德国人究竟如何看待战争？已经成为一个老到俗套的话题，但是当我身处德国，德国人就在我的眼前进行纳粹与反纳粹的游行时，我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探究欲望。

　　我跟我的同行们探讨过雷妮·瑞芬舒丹这个名字，如果说汉娜是一个创造出来的形象，那么这个叫瑞芬舒丹的女人，就是战争留给他们的一个活标本。我的同行像我一样，关注足球多过关心政治，所以他居然很难告诉我1902年出生的瑞芬舒丹是否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只记得曾经媒体上刊登过她百岁生日的文章。这个女人是德国的奇迹，这不仅是因为她的高龄，更重要的是她几乎用了自己的整个后半生来承受痛苦。她明白无论她活着还是死去无法摆脱一个死了有半个多世纪的人——希特勒。在回忆录里，她说：“人们无休无止地问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罗曼史，是不是希特勒的女友。每次，我都笑笑告诉他们，那是谣言，我不过为他制作了纪录片。”可是这很难得到别人的相信，她太美，她为希特勒拍摄的纪录片更美，这位德意志第三帝国里最才华横溢的女人，最得希特勒的赏识。1933年，希特勒请她为国社党的大会拍摄纪录片，这就是后来最为世人推崇与诟病的《意志的胜利》。纯粹从美学和专业的角度而言，电影界无法拒绝它的标志性意义，希特勒给了瑞芬舒丹无与伦比的拍摄条件，无限制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36部以上的摄影机同时开工，使瑞芬舒丹得以创造出电影史上空前的摄影技巧，至今没有一名导演可以声称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超越了她。但是，这部影片同样成为瑞芬舒丹一生的重负，她一方面痛苦于自己曾经把希特勒塑造成了人间之神，并且把他的第三帝国表现得前程似锦，但另一方面又执着于自己只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工作者”，不该受到“非人”的后半生的折磨，包括牢狱之灾和整个行业对她的排斥。

　　其实，瑞芬舒丹对体育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痴迷，她的另一部经典《奥林匹亚》，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体育电影”，甚至在90多岁高龄时，她仍然流露出想为德国拍一部足球题材影片的愿望，但在充满负罪感的德国，她在1997年

　　在充满原罪意识的同时，对现实又怀有不满与愤怒，也许是对德国人最准确的定义，就像瑞芬舒丹一样，终其后半生在向全世界认错，但某种对世道不公的感叹却只能深藏心底。所以，一旦走进他们的世界，你就会发现，这也许是原本崇尚极端的德国人更加无法摆脱的矛盾。在科隆大教堂——德国人表达自己内心的第一选择——我们的走访似乎最能对此给出证明。

　　我们并不清楚与巴黎圣母院或米兰多莫大教堂相比，衡量大小的标准是什么？但偏执的德国人绝不承认科隆大教堂排名世界第四，他们一味认为科隆大教堂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具哥特式风格的宏伟建筑。不过，从1248年开工到1880年完工，锦延632年的时间里，每一代建筑者都严格承袭前辈的意图而毫不走样，也许只有最严谨的德国人才做得到。对于敝帚自珍的德国人来说，哪怕远在千里，也只有到这里，才是自己表达内心的最合适也最真实的所在，不管是祈祷还是忏悔。

　　科隆离我们的大本营杜塞尔多夫只有20分钟车程，就在火车站旁边。6月9日，就在开幕式的当天上午，我们的走访因为两次游行而变得相当幸运和充实。两支游行队伍几乎行走在一起，一边是“新纳粹游行”，因为游行者推崇种族主义而得名，但根本上，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失业者的游行，他们宣扬种族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充斥全德国的土耳其人、波兰人或别的外族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而另一边就是“反纳粹游行”，这同样与历史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反的恰恰就是走在他们身边的游行者，他们呼吁和平和种族平等。他们绝不正面交火，而走在他们身后的，就是300名荷枪实弹但绝对安静沉默的警察。据说这样的游行司空见惯，但警察每一次出巡都须由国家掏钱支付经费，所以德国政府并不愿意这样的游行三天两头家常便饭。

　　真正对战争的忏悔已经变得遥远而隐秘。事实上，即使是在宽大的科隆大教堂里，也绝不会有一个德国人告诉你，他正在为战争的罪恶而忏悔。82岁的老人汉特，和德国队的替补前锋同名，但我老不自觉地把他与汉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只有他告诉我们，他每年都会到科隆大教堂来，为他在

　　这个话题，人们已经不再经常讨论了。在758年历史的科隆大教堂面前，许多历史都显得苍白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