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晓新
关键字：花边
类别：世界杯
内容： 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来理解德国人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甚至距离最远的文化。如果不怕被人指为崇洋媚外的话，我想说德国人最严谨，而中国人大凡最不严谨。德国人对任何事物的判断几乎都建立在一种绝对化的标准，甚至数字之上，一个以电器、汽车等制造业闻名的国家，也许就是用计量工具和方程式来主导自己的全部生活，哪怕是咸猪手这样的标志性食品，也只需要在固定的容器中量出油盐酱醋的配放比例，大师傅与小学徒似乎没什么区别。中国人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笃信模糊概念的民族，更擅长于把准确地刻度转化为只可意会的主观感受，单就烹调一道，也绝不屑于刻板称量，而更醉心于“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数字化的标准同样导致了德国人的认死理，即一是一，二是二。我们的德国朋友弗里克曾一度让我们很不习惯，一分钟之前，他认为可以做的事情会满面笑容地答应，可一分钟之后，他认为不可行的事情一定会强硬拒绝。这让习惯于称兄道弟，人情练达的中国人很难接受，一个拒绝起来毫无顾虑的民族，与一个绝不当面拒绝别人、哪怕打着哈哈答应下来转而巧妙回避的民族之间，是很难建立起一种通融的共识的。
我一直认为，德国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民族。他们可以严谨到毫无商量，同样可以疯狂到极致，否则整个国家不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一场无耻的侵略战争当中，却狂热地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项阳光下最伟大的改造世界的工程；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坚信自己来自最优越的民族，可以创造一切奇迹，历史上日耳曼民族本来就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母民族”，由这个民族衍生出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遍布整个大陆，但现实的挫败感又使他们的征服欲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德国人永远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非此即彼、非左即右，而几千年经受中庸之道浸淫的中国人，却永远都在追求一种不偏不倚、四平八稳的中间路线，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态度，也许就是彼此最有价值的参照。
几天前，在纽伦堡与我们的合作伙伴《踢球者》杂志洽谈世界杯后更具体的合作项目，双方谈得很细致也很愉快，我理解这将成为下一步合作最良好的基础。有意思的是，他们一位董事会副主席，从一坐下来就拿出一份意向书，希望我在上面签字，我并不经意地表示我们回去会拿出一份更详细的、包含具体条款的合同来进行沟通，但这位副主席先生却在此后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始终友好而执着地表达着要立字为证的意思。最后告别时，他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签约仪式，腾出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两面国旗，然后邀我并排端坐，把笔塞在我的手里，示意我摆个“Pose”，在上面写下我的名字。可待我一落笔，他马上把那份意向书收了起来，满面笑容、如释重负：“这就表示你们来过了，我们的合作开始了。”
敢情，他要的就是这个。以后明白了，千万别像咱们一样，在酒桌上随便对一个德国人拍胸口许诺，没准这德国人立马就会掏出一张纸来，让你往上面摁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