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到中国来，跟忽必烈讲起世界上的很多城市，最后他说他已经把自己所知道的城市都讲了。可汗于是问起威尼斯，问他为什么一直不曾讲到他的故乡。马可笑了，说他在讲述其他的城市时，其实就在讲威尼斯，但是，他从来不敢提及“威尼斯”这个词，怕因此失去她。
这是毛尖在他的电影笔记里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中国人信命，永远相信最在乎的
事最心爱的人不能挂在嘴上只能留在心里，所以马可·波罗的担心很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因为他表达了一个最朴素而真实的感受：越宝贵的东西越怕失去，越宝贵的东西也越容易失去。
作为一个时间不短的从业者，我深知我们这个行业与我的同行们最普遍的至爱与忧虑。如果足球是一种庞大的宗教，那么每天充斥在我们眼前耳边的各级赛事就是惯例的祈祷与弥撒，而世界杯则是四年一度的传经布道会。从1930年到2006年，这场布道会已经演化为一台穷奢极欲的盛宴。传媒、商家，以及在这台机器上疯狂滚动的服务业、制造业，每一个四年，都是其中每个环节向全世界表达自己存在的最好机会。我们来不及分辨这究竟是大腕的婚礼还是葬礼，我们只能两眼放光一头扑上去，为自己谋取一个贴放标签的位置。虽然我们内心无比清楚，这样的表达也许徒劳，这样的机会也许越来越少，或者，如此疯狂表达后的话语苍白才是更可怕的寂寞与空洞。但是，我们仍然无法阻止每一个人明知道甜背后的苦，而不去尝试甜，甚至我们自己身陷其中饮鸩止渴无法自拔。
从2001年到2002年的两年间，我们曾经忘我地经历过一场巨大的疯狂。不管7000足记是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还是一个伪数字，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整个行业都义无反顾地卷入到一台高速运转的滚筒洗衣机当中。但是，那注定是一场耗尽精血的游戏和战斗，中国足球传媒乃至体育传媒，因此而不得不面对一次大批精英的流失。也许，那算不上是一场灾难，1958年慕尼黑空难曾经让曼联损失了一个时代，但中国足球传媒人才因为新闻肉搏后的疲惫或审美疲劳后的麻木，而造成大面积的“关停并转”，并不具备悲剧色彩，倒更像一次神秘的约定。就像那部充满诡异的美国电视连续剧《4400》，4400个普通人一夜之间神秘消失，重新回到地面时却没有人告诉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
四年，足以使任何组织或任何活动，重新开始一段从酝酿到准备再到高潮的过程，所以，世界杯周而复始，潮起潮落，所有的往事都过滤成最美好的记忆，而成为下一次高潮到来时最好的催情剂。但是，没有人会去记住某一个玩家或某一个行业，在高潮过后面对的痛苦和危险。历史只负责为英雄和赢家写传，到今天，谁会为这个曾经疯狂鼓吹的行业，计算一下他们为中国人唯一参与的一届世界杯投入了多少成本？并思考一下他们在高潮过后的萎靡不举？世界杯是一个舞台，它永远都在等待锦衣华服的玩家，而不管一代又一代的玩家物是人非。
面对一场全球游戏，我们其实从来都别无选择。我深知我的同行，每天都奔走在期待与兴奋的激情世界，又挣扎于焦躁与徘徊的剃刀边缘。从柏林到慕尼黑到多特蒙德，500多名各种身份的来自中国不同传媒的报道者，带着不同的记忆，怀着不同的理想，重新整装待发风餐露宿。我们越来越渴望成为必不可少的座上客，却越来越害怕自己在高潮当中无法自持难以为继。世界杯，是我们必须大声表达的扩音器，是我们童年时攥在手心却不敢告诉别人的“大白兔”奶糖，还是一杯甜丝丝、凉沁沁、美味可口却杀人于无形的慢性毒药？
6月8日，站在世界杯之前，我激情满怀却总是辨不清真假，我欲高声呼喊却终究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