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算得上是伴随成长的人生教科书。我们面前没有那么深刻的题材，但是，像现在这样每天的工作与生活，每一次的共处与沟通，却与那个逐渐成长的小孩一样，是我们眼中的世界，人生的课堂。
一个月可以转瞬即逝，一段经历却能弥久留存。随着世界杯临近尾声，我们的特派
团成员也在陆续撤退，于是有人提议给我们共同的这段生活下个定义，做个总结。当然，没有人会反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的总结陈词，至于“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这样的境界，我们也毫不夸张地达到了。但第一次参与这种大规模采访行动的办公室主任李昕，却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
按他的意思，我们的德国记者站就是一座真正的国际语言大学，从他每天猫在某个角落里，满脸惊恐而艳羡地聆听这群语言大师的工作状态来看，这的确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每天下午时分，或是比赛结束，这套住宅便开始回响起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比如，贾岩峰哇哩哇啦地用塞尔维亚语安慰皮特科维奇，我听着像是“站直了，别趴下”；比如华群叽里咕噜地用西班牙语给萨维奥拉打电话，我猜他肯定不敢建议萨维奥拉自己申请打替补，把位置腾给梅西；还有姜轶的英语，大概在了解维多利亚现在还是不是太太团的头面人物，以便从侧面了解小贝在英格兰的地位变迁；潘超的德语居然听起来有白话的发音，却可以肯定是在跟某个房东砍价……咱也不是没听过鸟语，可要七八种不同语言在你耳边同时响起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想，为什么当初秦始皇不干脆把这世界全扫平了，然后统一只说陕西话。
当然，这里同样是一座教学质量不错的国际烹饪技术学院。虽然德国人的厨房连排气扇都没有，既不烧煤球也不供煤气，只有温温吞吞的电炉，但我们硬是以一种煨红蓍的耐心，坚持每天出品花色翻新的中国大餐。李昕负责煲汤，潮州人的红萝卜炖猪骨，绝对清热解乏。小贾是最好的帮厨，洗菜切菜一条龙，而且绝不贪功。上海人陈泉虽然因为热爱荷兰足球，而执意在荷兰留学生活多年，但最大的理想就是在荷兰开一家上海餐馆。东北人赵震任何时候只认土豆烧五花肉，把盐、味精、白糖和酱油像倒垃圾一样倒进大锅里，看着心酸吃着心痒。
我们约定，世界杯结束后回到广州，除了总结表彰，论功行赏，就是租下一间酒店的厨房，搞一个厨艺展示评比会，总冠军聘为足球报食堂的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