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偷拍多哥队训练场被请进德国警察局4小时惊动世界杯组委会安全部门 本报特派记者偷拍多哥队训练场被请进德国警察局4小时

　　惊动世界杯组委会安全部门毫无疑问，2006年5月25日，将是我终生值得铭记的一天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这将是最难忘、最富传奇色彩和最值得反思的一天———这一天，在德国南部一个据说只有2000居民的小镇旺根，我生平第一次被逮进警察局，做了生平第一份笔录和口供并被扣留4个小时，第一次听到警察同志对我说“我们将以XX罪名控告你，你可以选择自己回答问题，也可以保持沉默请你的律师回答”，第一次在警察局内交了罚款，领回一张“罚款收据”……

　　意想不到的“一级战备”

　　世界杯尚未开始，我们行将探访的又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多哥队，地点是在一个偏僻得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听说过的小镇———旺根（Wangen）。

　　多哥下榻的瓦尔特斯比尔酒店终于映入眼帘，但无处不在的保安也同样进入我们的视线。任凭我们如何磨破嘴皮，保安会在你解释和套瓷刚刚开始后对你说“no”，然后微笑走开。

　　停留良久，一辆黑色

　　并不刺激的训练场偷拍

　　在多哥队酒店外的球迷中，一对德国父女很快和我们攀谈起来并成为朋友。

　　按照父女二人的建议，下一步我们最好去多哥队的训练球场看看，毕竟一直在酒店前傻等不是个事儿。传奇且坎坷无比的经历终于正式揭开了大幕。东转西拐了十分钟，一个外观简陋古老的球场呈现在我们面前。父女二人显然不是第一次造访，轻车熟路带着我们走到不锈钢栅栏入口前，虽然门锁着，但不到一人高的栅栏形同虚设———他们身轻如燕一跃而过。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耳边响起了德国老顽童的呼唤，“comeon，it’seasy！”没法再犹豫了，不就是一破体育场吗，门前也没有任何“严禁攀爬，罚款五元”之类的警告，“上！”于是，多哥队的训练场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很不地道的“德国同行”

　　在球场待了不足五分钟，一颗烟还没抽完，一辆帕萨特无声滑行到记者通道的门外，那位“德国同行”下车，诧异地看着我们，“你们怎么进去的？”

　　“哥儿几个翻进来的，大门就在前面”，有人有些按捺不住兴奋。“对不起，请你们从前面大门出来，这里不允许进入”，白色连帽衫的口气不善。我们才意识到或许这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德国同行”。

　　“对不起，我们是负责多哥队安全的德国国家安全人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或者护照……”正想瞎逗两句，“是不是看看你们的证件呢，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警察？”翻译小耿轻拍示意那位还没拎清分量的同志，“没看人家腰后面都别着家伙吗，那么大一块儿，还问什么问？”

　　于是接下来乖乖交出护照，一一登记，有问必答，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见缝插针歌颂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

　　简单问话之后，德国父女二人被警察同志高声呵斥，马上灰头土脸滚蛋。“好了，你们的身份已经清楚了。我们会转告多哥队方面，把情况简单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允许你们观看训练，并配合你们的工作，你们可以暂时留在这里。”

　　就是闯入了这块球场，记者随后被带到了警察局

　　警察的热情坏了大事

　　等待多哥队的到来，等来的却是那辆帕萨特，还有白色连帽衫。

　　这位警察同志的神情显然和刚才有了一些区别，“对不起，恐怕你们得跟我们走一趟，到警察局履行某些程序”，一开口，我们就觉得大事不妙，“您不是说帮我们去跟多哥队方面申请采访的事吗？怎么一扭头就变成要把我们扭送公安机关了？？？”

　　原来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多哥人一听有人擅自进入他们的球场，立马与负责保护他们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并第一时间与在柏林的世界杯组委会安全部门取得联系，而柏林方面也立即回馈：“马上扣留这几只没头苍蝇，并做详细盘查！”

　　四小时警局历险记

　　故事终于到了高潮！

　　坐在我面前的白色连帽杉开始了他的询问，我这时才发现，这哥们长得像极了克鲁伊夫！

　　“克鲁伊夫”的助手再次收了我们的护照，并一一为我们拍照，之后又是详细地搜查我们的包，我们开始有些不安

　　问话进行了半天，“克鲁伊夫”忽然想起什么，然后拨通了电话，翻译妹妹小声提醒我们“应该是在和他的上司通话”，果然，“克鲁伊夫”告诉我们，“鉴于你们三人同行，所以她不能作为你们的翻译。我们将另找一位中文翻译，分开对你们进行问话！”

　　我们三人立即傻掉，难道一切真的超出我们想象的严重？

　　第一次“法庭自辩”

　　终于等来了“克鲁伊夫”的上司，第一眼看到他时———这不是影星“乔治•克鲁尼”吗？有点犯晕。但“克鲁尼”显然更加严肃的态度，让我们不得不继续紧张。

　　中文翻译也终于赶到了，花白头发，50来岁的老太太，老太太还算客气和蔼，而且考虑到她的职业是当地法庭的书记员，我们接受了这位女翻译。

　　三人被分开一一问话，轮到我时，“请注意，我们现在将以私闯民宅的罪名对你提出控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也可以要求我们为你提供律师，但你同样有自己解释和回答一切的权利！”

　　我也立即呆了，怎么事情转眼间就发展到这步田地，已经变成“控告”了？？？

　　接下来，我开始回答类似“婚否”、“职业”、“月收入”、“财产”、“犯罪记录”等等问题，和电影中出现的“常规画面”很是相似。

　　接下来的问题让我有些难以回答，“在你们中国，是否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一座体育场，不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我只能解释，“在中国，或者在任何法制健全的国家，未经允许进入体育场都是不对的，但是我认为体育场是属于公共设施，与‘私闯民宅’好像没什么联系。假如真是民宅，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私闯，这一点上不存在中国和德国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对球场造成任何设施上的损失和破坏。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感到抱歉，但似乎不该承受这样一项容易让人误会的罪名。”

　　原来也是花钱消灾

　　问话持续了十来分钟，然后三名“犯罪嫌疑人”重新聚集。这时一个漆黑的身影闯进办公室。

　　这位原来是多哥队的新闻发言人，没想到连他也惊动了，与他随行的还有据说是负责多哥队安全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发言人的说话当然永远是程序式的，“我们代表团已经知道了这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调查的最新进展。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你们的进入是没有恶意的，同时我们也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但其他可能对你们的惩罚，我们无能为力。”

　　这时短暂离开的“克鲁尼”回到办公室，宣布了对我们的“判决”，“我将所有的情况报告了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他已经做出决定，对两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每人处罚250欧元，而这位在德国

　　“不服，我们要上诉！”几乎是异口同声，“你们有上诉的权利，但必须是等到我们的正式罚款通知书寄给你们之后。而且，现在，你们必须缴纳罚款后才能离开，至于你们上诉的问题，一旦你们的上诉最终得到接受，我们会将所有的钱退回你们的银行账户……”克鲁尼的话让人明白，这样的审判结果已经是板上钉钉不容质疑，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交钱走人，否则事情只会更加麻烦。而且按照那位女翻译的解释，为了调查我们的案件，的确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包括从几十公里外赶来的她，也需要收取100欧元的翻译费，自然羊毛必须出在羊身上。

　　于是，5张绿油油的面值一百元的欧元离开了我们的钱包。

　　思维方式的碰撞很显然，这不是一次让人愉快的经历。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次糟糕的经历，因为，至少从这件事情上，我感受到很多：我并不认为自己罪有应得，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像窦娥一样冤。理由很简单———这只是两种思维习惯的碰撞，而我的遭遇，无非就是那种碰撞之下的火花。

　　在中国，无论是顽童还是记者，翻墙进入球场拍照或者嬉戏，会是一件何等严重的事情？甚至在我们的新闻习惯里，偷拍照片（我指的是比我们行为更恶劣的偷拍），只要不被发现，就算你厉害。一旦被发现，无非是扯掉底片，粗暴点的砸掉相机，但极少会诉诸公堂甚至成为检察官手里的一桩案子。

　　但正如那位老太太翻译所说，这就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德国人不会认为，假如你是一名记者，你进入某个场所就不会有任何不良企图，你也可能是恐怖分子伪装的。”

　　此外，德国人对法律的态度是绝对刻板的，每一个法律要求的程序必须完成，不管是对警方还是犯罪嫌疑人。所以当我要求老太太翻译“法律不外乎人情”、“很显然我们不可能有任何恶意”之类的话时，老太太直接就帮我打住了，“德国的法律没有人情一说，而且你所说的‘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证据，只有通过调查”。“无知不能代表无罪，只要触犯了法律，一个法盲和一个律师只会受到同样的惩罚！”

　　唯一令我和我的同伴真正后悔的是，当问及我们在中国的收入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浮夸了一番，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收入越高，越不存在在德国作奸犯科的可能。但是最终的解释却让我们喷饭：检察官正是通过我们的收入来确定罚款，金额是我们十天的收入总和。所以，奉劝再遭遇类似情形的同胞，收入能说低点就说低点，别嫌跌份丢人。呵呵，当然这只是玩笑话……

　　本版文图/本报特派记者刘苏（德国